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胡慧茵 实习生温柠宁 广州报道
“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大国，曾主导1945年国际贸易秩序构建并承担了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责任，现在美国‘拖不动了’要卸掉其承担的部分国际责任。这种颠覆现有世界贸易秩序的行为会造成国际秩序的极大混乱。对此，中国继续推动全球化和区域全方位合作。中国-东盟自贸区3.0版的升级，有利于推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合作发展。”近日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燕生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说道。
在美国滥施关税扰乱贸易秩序、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，广东一季度经济取得了4.1%的增速。总体看，一季度广东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，运行总体平稳、稳中有进。“稳”，在外贸上体现得尤为明显。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，一季度，广东外贸进出口2.14万亿元，较去年同期增长4.2%，增速高于全国2.9个百分点，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。其中，广东对东盟进出口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16.3%，东盟是广东第一大贸易伙伴，拉动广东整体进出口增长1.1个百分点。
第137届广交会第一期线下展日前圆满落幕，依然万商云集、人气爆棚，正是广东外贸“稳”字当头的例证。在张燕生看来，第137届广交会是集中展示中国在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成果的重要窗口，是顺应全球正历经数字化和绿色化“双转型”的潮流，推动全贸易链的数字化，尤其在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取得显著进展。
“中国需协调区域合作机制，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与东盟合作的发展动力，实现双方互利共赢。”张燕生说。
展示数字化、绿色化成果的窗口
《21世纪》：本届广交会围绕绿色化、智能化、数字化等方面发力，这说明广交会的产品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，客商重点关注哪些领域？
张燕生：当前全球正经历“双转型”——数字化转型与绿色化转型。智能化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组成部分。广交会正是顺应这一世界潮流，推动全贸易链的数字化，尤其在“人工智能+”的领域取得显著进展。例如，在农业、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，数字化已贯穿商品和服务。
在这方面，中国和美国发展得最好。美国的优势在于底层技术、原始创新及科学发现。而中国的优势首先在于能够链接终端，包括链接物流和信息网络；其次，是应用场景，使“互联网+”和“人工智能+”在农产品贸易、工业产成品贸易和生产性服务业贸易等领域得到最大程度的应用；第三，是产业化和工程化能力。例如，中国能快速将人工智能、量子信息、生物医药、清洁能源等概念转化为实际应用，进行产业化、工程化的突破。
另一方面，中国自提出“双碳”目标后，绿色化发展迅速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国的“新三样”——新能源汽车、光伏组件和锂电池。其中，新能源是重中之重；光伏组件则有约80%的领域由中国自主可控，包括关键核心的技术、零部件及材料；锂电池也在世界市场中占据领先优势。广交会正是展示中国在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成果的重要窗口。
《21世纪》：本届广交会的“专精特新”企业数量较上届增长20%。为何广交会能吸引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？其为国内外客商带来哪些机遇？
张燕生：广交会是高度国际化的信息交流与优质产品展示平台。无论是在“专精特新”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、单项冠军企业，都通过广交会这个窗口向全球展示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服务和新业态。包括广交会在内的世界各大著名展会中进行国际性的展示，是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，也是提升其国际产业竞争力的关键手段。
我国出口平衡自身和贸易伙伴的利益
《21世纪》：据海关统计，今年一季度，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0.3万亿元人民币，同比增长1.3%。从结果来看，我国外贸韧性不减。背后有哪些因素作为推动？当前我国进出口呈现出怎样的特点？
张燕生：国家战略的核心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、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，并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。
从中国式现代化的角度看，作为人口、经济和开放规模巨大的国家，中国需平衡与世界的利益关系，简要来说就是“有饭大家吃”的共赢策略——中国通过进口为全球创造需求与增长动力，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意义重大。这体现的正是大国的现代化专业配资开户服务，要求中国在发展中兼顾自身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利益。
服务贸易逆差体现我国稳外贸格局
《21世纪》：服务贸易继续攀升，体现出我国外贸结构优化取得了怎样的成效？之后我国外贸业还要朝着哪些方向稳结构、优结构？
张燕生：首先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传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。我国80%以上产业是传统制造业，需要通过传统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，来提升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。比如结合研发服务、技术服务、设计服务、资讯服务、其他专业服务和人才服务等，以此提升商流、物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、人才流的互联互通的效率。所以说我们的服务贸易增长越快，对推动货物贸易转型升级、制造业转型升级乃至整个经济转型升级的作用越显著。
但需要明确的是，服务贸易不仅包括生产性服务业，还包括生活性服务业，如旅游、休闲、娱乐、文化和公共性服务业，如教育、医疗、养老，服务贸易的整体增长至关重要。
目前，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快速扩大，典型的就有旅游领域，其背后有三方面原因：一是中国居民财富增长，旅游、留学支出使逆差扩大。二是国际合作深化，中国在科技、工程等领域加强国际合作，知识产权交易逆差扩大。三是运输与保险需求增加，伴随外贸规模扩大，相关服务逆差同步攀升。
服务贸易逆差在我看来还是好事。逆差反映我国对国际先进生产性服务，如金融、保险、技术的需求旺盛，这对于中国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是很有帮助的。因此，并非顺差即好、逆差即坏，当前结构下，货物贸易顺差与服务贸易逆差并存，也是我国外贸稳定发展的体现。
扩大区域内需抵御风险
《21世纪》：美国推行所谓“对等关税”政策扰乱全球贸易，对有全球业务的许多企业运营都带来了挑战。以去年的数据来看，中国对美国出口比重约为15%，除美国外的其他市场占85%的份额，这对我国外贸企业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在此背景下，我国外贸企业要如何应对风险？
张燕生：首先需要明确的是，当前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可能会面临严冬，脱钩断链的风险急剧上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企业需兼顾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，企业要随时做好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准备。另一方面，“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”，应积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，开拓国内市场，依托内需扩大经济“蛋糕”。同时，在当前中国面临外贸摩擦和冲突越来越激烈、受到不公平对待越来越多的情况下，应积极开拓新兴市场，与东道国、第三方合作共享利益，避免单打独斗。中国企业的产品、服务和信用已成为优势，下一步就要寻求全球合作，联合熟悉国际规则的西方全球性企业，弥补我国企业规避地缘政治、跨境法律法规与国际公关能力的短板弱项。
《21世纪》：在东盟经济部长特别会议中，东盟国家表示将坚定不移地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。目前东盟国家可能采取哪些战略来减轻关税所带来的影响？接下来中国和东盟可从哪些方面加强合作？
张燕生：东盟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，特别容易受到贸易战和保护主义的打击，需深化与中国的经济一体化。
一是背靠中国市场。所谓“背靠大树好乘凉”，东盟国家依托中国14亿人口市场，能更好地增强抗风险的能力。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“五通”迅速推进，说明中国和东盟的一体化程度在迅速提升，恰恰佐证了中国和东盟的合作对东盟是特别重要的。
二是扩大区域内需。东盟需和中国同步减少对欧美的出口依赖，推动区内贸易与投资。
中国需协调区域合作机制，与东盟实现共赢
《21世纪》：在RCEP框架下，中国与东盟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是否迎来新契机？中国和东盟正推动自贸区3.0版升级，您如何评价？双方经贸合作在哪些领域潜力较大？
张燕生：对东盟而言，离中国越近越富，基础设施越便利越富。中国作为超大体量经济体，需以大国担当推动区域发展，承担更多繁荣东南亚与东北亚的责任。
美国曾主导全球公共产品供给，但如今“拖不动了”。中国有能力且应主动推动区域安全、货币金融与贸易开放，对东盟更主动扩大开放市场。因此，中国-东盟自贸区3.0版升级中，中国应承担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责任，更加开放市场，以此带动东盟的发展。
数字化与绿色化是全球共同努力的方向。到了欧盟这就代表“双转型”，日韩、美国亦然。所以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数字化和绿色化的转型是中国和东盟应该共同努力推动的。具体可能涉及以下领域：
数字化转型上，覆盖农业、制造业、基础设施及生产性服务业，推动“互联网+”“人工智能+”应用。绿色化转型上，中国在新能源汽车、锂电池、光伏组件等领域具备世界级优势，可助力东盟能源转型。
总的来说，中国需协调区域合作机制，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与东盟合作的发展动力，实现互利共赢。
粤港澳大湾区分三阶段推进发展
《21世纪》：2024年，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2.63万亿元，增长10.8%。跨境电商在“卖全球”方面潜力进一步释放，同时在“买全球”方面的优势也在持续发挥。您如何看待我国跨境电商的特点？目前来看，发展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对我国外贸的发展有多重要？
张燕生：跨境电商面临三大挑战：第一是合规与维权能力亟待提升。2021年亚马逊封号事件重创中国跨境电商企业，涉及金额超千亿元。
这警示了两大关键问题：合规必要性及维权短板。刷单等违规行为的野蛮增长时代已结束，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国际规则；主管部门、行业协会及龙头企业普遍缺乏国际法律、经贸规则的专业人才与应对能力，需系统性提升国际化运营能力。
第二是防范规模化发展风险与外部政策风险。据汇丰银行预测，2025年中国跨境电商规模或达5000亿美元。若企业仍以“一盘散沙”状态参与竞争，将受制于人；唯有协同合作形成合力，方能提升话语权、定价权与规则制定权。
第三是跨境电商竞争模式转型。当前头部平台如SHEIN、TikTok、拼多多，仍依赖低价策略，导致供应链压价、贸易摩擦频发，亟需从低成本规模竞争转向高附加值创新驱动。但是欧洲经济疲软引发消费降级，消费者品牌忠诚度下降，对中国高性价比商品需求激增，为跨境电商带来了机遇。中国跨境电商未来应同步推动数字化转型、绿色化转型及社会责任履行，以技术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开拓市场。
《21世纪》：面对国际保护主义，粤港澳大湾区要如何把握区位优势进行发展？
张燕生：粤港澳大湾区的四个中心城市中，深圳和东莞的外贸依存度超过100%，广州和佛山的外贸依存度为40%到50%。深圳港口的货物70%用于外销，广州的货物70%面向内销，这是过去40年形成的业态格局。港澳同样高度依赖国际市场。
当前国际保护主义、逆全球化及对等关税盛行，粤港澳大湾区转型迫在眉睫。首要任务是做好内循环这篇大文章——扩大内需市场，承接国内消费升级、新生产力发展及科教兴国战略的红利。与此同时，需同步提升湾区经济的国际化、产业的国际化、城市的国际化与人才的国际化，形成“全球大脑”与开放竞争新格局。这一转型对香港、澳门及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。
因此，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应分三个台阶推动发展：一是对标东京湾：人均GDP翻番，达到东京湾的水平，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，达到世界一流水平。二是对标纽约湾：人均GDP再翻一番，达到纽约湾的水平，金融、文化娱乐及城市治理进入全球前沿。三是对标旧金山湾：人均GDP持续增长，达到旧金山湾的水平，聚焦科学技术工程数学（STEM）领域，建设一流研究型大学、金融中心及现代化法治体系。
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背景下专业配资开户服务，粤港澳大湾区需保持战略定力，沿这三个台阶稳步推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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